台灣情趣

　　在別人眼裡，大門生應該是康健、快樂的群體，但是那些人卻蒙受著巨大的生理壓力。一大三門生臧玲對某大學800名本科生的一次生理壓力的觀察評釋：到場觀察的77.81%的大門生感觸了壓力存在，而此中更有13.04%的大門生聲稱：那些人正在履歷著很大或極大的壓力。
　　觀察現狀“憂鬱”一詞滿盈校園
　　今年照舊大三門生的臧玲，在進入高年級之後，就業問題劈面而來，壓力已在無形中存在，而四周的門生也以差別的方法表達著自己的壓力，臧玲說“憂鬱”一詞成了學校裡最常見的詞彙。
　　咱們在大學的網站上看到門生髮的帖子，一直能見到憂鬱這個字眼：“近來一直很憂鬱，怎樣才氣不憂鬱?完了我又憂鬱了。”而一項關於高校盛行語的觀察中也評釋“憂鬱”一詞雄踞高校盛行語榜首。臧玲說，門生在利用憂鬱這個詞的時間，代表著差別的心情：偶然代表不悅，偶然代表倒霉，偶然代表壓力，偶然乃至是話語的“條件反射”。
　　為相識大門生的壓力現狀，臧玲在大門生中心發放了800份觀察問卷，接納了有效問卷798份，觀察了363位男生，435位女生。效果不容樂觀，大多數大門生認為自己存在著壓力，不外壓力水平在”有點壓力”和”有些壓力”之間的佔77.81%，但是也有13.04%的被觀察者認為自己壓力很大和壓力極大，這部門人壓力感已凌駕了通例。臧玲說雖然這個數據還不敷以代表團體大門生的廣泛狀態，但它照舊具有肯定的參考代價。
　　觀察陳訴一壓力隨著年級增長
　　憑據臧玲的觀察，從大學一年級到大學四年級，越是高年級的門生越是廣泛感觸了更大的壓力，一年級門生對壓力的分寸掌控得相對較好，因為那些人才方才步入大學校門，還帶有某種高考成功帶來的良好感。而四年級的門生壓力感最大，尤其是有極大壓力感的人群顯著高於其他年級，那些人面臨著的壓力困擾包羅擇業與就業的徘徊、猛烈的競爭、龐大的人際干係乃至是愛與性的困擾。
　　觀察陳訴二屯子女生壓力最大
　　大門生的壓力感還具有顯著的性別和生源地的區分，過去不停認為女生是“抗壓動物”，但在這次觀察中，女生的壓力感卻顯著大於男生，而屯子門生的壓力感也要比城市門生猛烈得多，臧玲闡發說，這大概與社會對女生的要求比以往提高，同時社會時機的平等不敷，而女生情緒精緻、依賴性較重有關，而經濟條件、社會來往的停滯乃至”方言”問題，也讓屯子門生不如城市門生自大。
　　觀察陳訴三壓力來自三大方面
　　臧玲報告記者，在觀察中那些人發明：學業的困擾、交際的懼怕以及就業的發急是造成在校大門生壓力的三大問題，而且越臨近結業，就業的發急就越加顯著，而更讓她擔心的是，大概另有一些門生沒有把自己的“狐疑”真實地表達出來。
　　無論怎樣，生理壓力的存在已在大門生中具有肯定的範圍，臧玲說，這個問題需要引起器重，要是門生和學校可以或許接納有力的步伐進行調治，則會有利於這個群體的康健發展，否則結果緊張。她說有困擾的門生要把自己的問題說出來，同時要了解到適度的壓力有助於發揮潛能，學會放鬆自己，而高校則應該構造更富厚的業餘運動，同時高校辦理者和教育者，應該有更強的生理諮詢知識，給門生創造一個好的生理勸導平台。

　　女兒漸漸長大了。成長過程中在收穫一些東西的同時，也在失去一些東西。我不知道應該喜悅還是苦惱。女兒兩三歲的時候，你畫一個圓，然後問她是什麼，她可以說出一連串的答案：太陽，蘋果，嘴巴，皮球，爸爸的自行車……而現在她讀小學一年級了，你再問她，她的答案則越來越簡單：圓形，比“1”小的零。難道成長的過程就是思維越來越定式化的過程？是什麼使女兒想像的空間越來越窄？
　　那天老師在課堂上出了一條謎語，是一首詩，“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要孩子們回家後猜謎底。妻子給女兒耐心啟發：想一想，樹上的葉子是怎麼掉到地上來的？女兒說：“爬上樹摘。”妻子搖頭。“用剪子剪”。妻子嘆氣。“使勁搖。”妻子臉若冰霜。女兒這時已經不敢再說出新的答案了，好半天，才帶著哭腔說：“秋天來了，樹葉自己會掉的。”妻子憤怒地指責：“沒有風，樹葉自己會掉嗎？你真笨，謎底就是風啊。”女兒嚎啕大哭。後來，妻子猶有餘恨地把這事講給我聽，她沒想到我會堅決站在女兒的一邊。是啊，單純面對“樹上的葉子是怎麼掉到地上來的”這樣一個問題，只要結果能夠使樹葉落下來，什麼辦法都不能算錯。女兒“爬上樹摘”等答案好像真的很幼稚，但這只是以成人的視角來看待的，為什麼只有風吹掉落葉才被認為是唯一正確呢？即使真要科學、嚴密，首先這首詩就很不嚴密，因為認為風是葉落的根本原因本來就是不科學的。
　　不久女兒又遇到了一件更讓她感覺委屈的事：一道語文題要學生寫出“圓”的反義詞，她寫的是“扁”，而老師認為應該是“方”，那道題她沒有得分。女兒一回家就把她的一個小皮球放掉氣，滿臉不高興地說：不圓了，就是扁了嘛，老師為什麼說我錯了呢？我愣住了。是告訴她學會按老師教的去做以免扣分呢，還是以一種成人才會有的狡獪回答：兩種答案應該都可以，但“方”好像比“扁”更正確。我想如果我這樣回答，她肯定會更加迷茫：對同樣一個問題，在正確的答案之外，居然還有一個“更正確”的。我只好什麼也不說，拍拍她的小腦袋以表安慰。
　　聖誕節到了，老師要孩子們平安夜在大門上掛一雙襪子，說第二天就會收到聖誕老爺爺的禮物。女兒回家便忙乎開了。妻子對女兒在門上掛襪子並不反對，但女兒用紅色彩筆給襪子染色的行動被她厲聲喝止了。我問女兒為什麼要給襪子染色，她說：如果不染色，聖誕老爺爺會以為這只是我晾在外面的一雙襪子，給它塗上紅色，聖誕老爺爺才會知道這是我專門用來收禮物的。在妻子的嘲笑和威權下，女兒終於沒能掛上她迎接聖誕老爺爺禮物的紅襪子。第二天，我問她，班上多少同學收到了聖誕老爺爺的禮物？她一臉不屑地說：什麼聖誕老爺爺，都是騙人的。我暗暗心痛，女兒一扇想像的閘門又永遠地關上了。我想妻子絕不是因為吝惜一雙襪子，她只是覺得那太無聊無謂，也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我們什麼時候願意用孩子的眼睛觀察世界，去發現成人領略不了的趣味？
　　過於講求實用，過於強調非此即彼，就這樣，孩子們的思維也格式化了。他們開始學會順應成人的模式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以此來收穫讚許和許許多多的功利。這自然也算是一種成熟，然而代價卻是想像的翅膀被折斷了。可問題是，如果缺乏想像，世界將會怎樣？

　　你是否考慮過幫助孩子尋找一個新“定位”，讓他換成另一個角色？這樣，也許您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會省力一些。
　　角色A：從“受教育者”到“教育者”
　　一次，我和孩子一起到親戚家去。在路上，我隨意把煙頭扔到路邊，孩子不高興了，立即說，爸爸，那邊有垃圾桶。我只好把煙頭拾起來，把它扔進了垃圾箱。後來我發現，從那以後，孩子似乎很少在馬路上亂扔什麼東西了，這給了我很大啟發。孩子有丟三落四的習慣，於是在和他一起去補習班上音樂課時，我故意忘了他的樂譜，結果那次在少年宮孩子老大不高興，回來後還一直責怪我。“兒子，你批評得對，說的也有道理，以後我們都注意吧。”我輕描淡寫地說。從這以後，孩子不用我提醒，外出時，很少忘帶什麼東西。看來，一味批評孩子，往往不會收到好效果，有時反而讓他反感。讓他也批評一下你吧，這樣他或許會得到更多的收穫。你想想，讓孩子成為一個家長的“教育者”而不是“受教育者”，他能不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嗎？
　　角色B：從被動接受愛，到主動付出愛
　　過去，你的孩子只是在接受著大人們的寵愛，那麼現在，你是否嘗試一下讓他付出愛呢？“兒子，你真知道心疼爸爸，知道爸爸一回來就要喝杯茶。”兒子一點好的表現，也能得到我真心的感激，畢竟，愛是雙向的。在我的鼓勵下，兒子對我的關心就更多了，幾乎每時每刻都想把自己的愛表達出來。有的時候，孩子並不是沒有愛或者不願付出愛，只是家長還沒有讓他養成付出愛的習慣。
　　角色C：從只想著自己，到顧念他人
　　“兒子，來，幫爸爸想想，兩個雜誌都要這個稿子，你說怎麼辦？”
　　“那，就給那個稿費多的一家吧。”這小子，還很會算經濟賬呢。
　　事情雖小，但多給了孩子一個替自己操心的機會，這個很重要。常聽到一些朋友對孩子說的那句話就是：你怎麼老不聽話，不知道心疼大人呀？大人無私地付出了愛，可得到的，卻是自己親骨肉的叛逆行為，這無疑讓人焦急和傷心。其實孩子的一些不聽話行為，只是反映了他更在意別人眼中的自己而已。家長要做的，就是讓孩子學會換位思考，讓他們也站在當家長的角度想想，如此一來，他才能成長為家長的貼心人。
　　角色D：從被“養”，到服侍他人
　　有一段時間，兒子老吵著要自己做一桌飯菜，這哪成，這不是明擺著浪費糧食、對不起農民嗎？小鬼當家，還沒到時候啊。
　　可在兒子生日那天，他請來了好些同學，非得自己做一道菜不可。他知道他媽媽不同意，就急忙去抓油瓶子，結果油撒了一地。
　　結果可想而知，那道菜沒法吃。他媽媽說，這都是我讓孩子胡來惹的禍，可我並不這麼認為。試想，平時家長要上班，有時家中就只有這位留守隊員，如果他會兩下子，至少以後午飯就不用愁了。於是第二天早晨，我和兒子早早起來，偷偷地做起了麵條，等一切收拾利落了，他媽媽也起床了，孩子喊住媽媽說：“怎麼樣？別用老眼光看人。媽媽，你說吧，你要吃什麼飯，我以後給你做！”
　　通過這事兒，妻子明白了一個道理：家長總說把孩子“養”到多大多大，其實孩子也是很願意服侍大人的，因為，孩子當家，也是他自立的開始。

泰國近期因為防疫問題和經濟問題，週末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動，提出帕拉育政府下台、重新制定憲法這些訴求。
警方和民眾隔著拒馬爆發激烈推擠，泰國爆發2014年以來最大規模示威，在泰國學生聯盟和解放青年運動號召下，約2500位民眾無懼政府的防疫禁令，18日下午在曼谷民主紀念碑示威，人群中絕多數都是30歲以下青年，抗議三大訴求明確，要求帕拉育政府立刻下台。
泰國解放青年運動秘書長福特表示，「我們今天有三大訴求，第一停止騷擾民眾，第二必須解散國會，第三作廢憲法讓人民起草新憲法。」

　　婚前有性方興未艾
　　在全國18到61歲的所有未婚且沒有與任何人有過性行為的男女中，已經與異性接吻過的人，從2000年的40.5％增加到2010年的45.6％；已經有過性愛撫（觸及或撫摸異性的敏感部位）的人，從2000年的30.6％增加到2010年的40.8％。
　　從接吻與性愛撫的差距來看，在2000年的時候，在接吻過的男女裡，有10％的人是僅僅接吻而沒有進一步的性愛撫；但是到了2010年，兩者僅僅差距5％，也就是一旦雙方接吻就有95％的人接著進行性愛撫。這就給傳統的性道德提出了一個尷尬的問題：婚前沒有性交卻有接吻或性愛撫，究竟算不算“失貞”呢？
　　在全國18到61歲的未婚總人口中，就是到調查的時候仍然沒有領取結婚證的人裡面，有過性交的比例：
2000年＝37.7%；2006年＝37.0％；2010年＝49.1％。
　　在10年的發展中，男人和女人的未婚同居都一直保持在20％上下，沒有顯著的增長。這說明未婚同居是一種非常理性且必需的行為，雙方同居出於多方面的考慮，其中沒有多少性道德的色彩，因此也就不受社會風氣變遷的影響。也就是說，對於全體未婚者中至少20％左右的男女來說，現行的結婚登記制度並不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或者一部分人是待登記者。尤其要注意的是，這裡定義的未婚同居是指雙方住在一起超過一個月的人，與夫妻性質類似，這已經跟結婚沒有任何性質上的區別，僅僅不符合結婚制度而已。
　　男人女人的所有未婚有性（含同居）在10年中出現了顯著的增長，但是增幅還不算最大。由於其中的同居比例是相對恆定的，因此這說明未婚者的非同居的各種性行為顯著地增加了。中國社會對於婚前性行為的爭論，其實也是主要說這一情況。
　　就未婚有性（含同居）而言，男人的比例在10年間從大約45％上升到大約55％，也就是說，所謂“處男”已經少於半數。可是女性的這一比例卻僅僅從30％上升到40％多一些，遠少於男性的比例。因此，社會上那些所謂“天下無處女”的說法，基本不符合事實。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未婚者與一個以上的人發生過性交的比例，在男人中短短10年就從大約15％直線上升為45％還多一點；在女人中則從2000年的近乎於無，一舉躍升為30％還多一點。這種還沒結婚就有過多個性伴侶的情況，是中國傳統性道德最不能容忍的；可是它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劇增了。
　　其五，更加令傳統道德恐慌的是：到調查時候為止，無論男女，未婚而有多伴侶的比例，已經非常接近於所有婚前性交的比例。通俗地說，這就是“沒有則已，一有就不是一個”。
　　什麼階層“婚前守貞”？
　　如上所述，既然中國人裡的婚前性行為已經如此之多，那麼我們社會學家就不應該去研究“誰有過”這樣一個老掉牙的問題，而是應該反過來考察一下，什麼人還在“潔身自好”？
　　筆者把三次調查所得未婚者的數據合併在一起，把發生率最高的“婚前有性（含同居）”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的結果。
　　對於男人是否發生婚前性行為發揮最顯著作用的是他們的職業等級，職業等級越高的男人就越開放自由，階層越低，婚前性行為就越少。這並不是性道德的問題，而是由於不同的社會階層擁有不同的性文化。可以看出，與上學或者在待業的男人相比，農村勞動者和城市的生產工人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可能性並沒有出現顯著的差異。這就是說，中國的體力勞動階層的男人更多地遵守所謂“婚前貞操”的性道德，而不是根據自己的生活需要來決定什麼時候開始性生活以及跟什麼樣的女人。反之，非體力勞動的、居住在城市的、職業等級更高的男人們顯然已經創造了自己的新的性思想，婚前有性者已經接近70％。
　　其他方面的顯著影響因素有這樣一些。男性流動人口比固定居民的婚前性行為多出17個百分點（66.3％對49％）；有過自慰的比沒有的多11.5個百分點（55.5％對44％）；有異性朋友的比沒有的多13個百分點（54.1％對41％）；抽煙的比不抽煙的多20個百分點（61.2％對41.3％）；喝酒的比不喝酒的多出將近25個百分點（62.7％對38％）。
　　這些影響因素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不那麼“循規蹈矩”的男人，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可能性更大。人們可以把這叫做墮落，也可以說是瀟灑，但是筆者寧願認為，這是被調查者們自己選擇的結果。
　　下面來看看女性的情況，因為在中國傳統中，所謂“婚前貞操”更多地針對女人。
　　首先，對於女人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可能性，發揮最顯著作用的是她們的年齡，每長大一歲，仍然能夠堅守“婚前貞操”的女人就減少14％。這意味著，所謂的婚前貞操其實只不過是少女初入世事的時候對於性與性別差異的一種出於無知的恐懼而已。隨著年齡增長和性別交往經驗的不斷豐富，女人越來越明白為什麼自己也需要性與性別，因此在30歲之前已經有77％的未婚女性放棄了社會強加自己的所謂“婚前貞操”。
　　其次，發揮作用第二位顯著的是女人的受教育程度。可是與人們的想像、大眾傳媒的宣揚恰恰相反，越是上學程度高的女人，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可能性不是越大，而是越小。與那些小學文化及以下的女人相對比，初中文化的女人堅守“婚前貞操”的可能性增加7.6倍；高中文化的增加10.6倍；大專及以上文化的則增加15.6倍。也可以反過來說：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女人，越少婚前性行為。
　　上述情況其實並不奇怪，而且主要地並不是性道德問題，而是女性人生髮展的需求。上學上到初中以上的女人，無不試圖以受更多的教育來對抗女性就業與成功越來越難的當今社會，因此她們不願意由於婚前性行為而因小失大。
　　最令人驚訝的是：體重超重和非常重的女性，堅守“婚前貞操”的可能性比體重正常與偏瘦的女性減少70％。反過來看則是：非常肥胖的女性有將近90％已經有過婚前性行為了。可是這種情況很可能並不是單純的肥胖造成的，很可能與當今社會格外歧視“肥女”有關。
　　最後，一個顯著的影響因素是女人有沒有異性朋友，如果連一般的男性朋友都沒有，那麼堅守“婚前貞操”的可能性當然就會顯著地增加。
　　婚前有性≠“性混亂”
　　中國人談到性道德很容易概念不清，對於婚前性行為也是如此。不知道有多少個人和傳媒總是把婚前性行為籠統地歸入“性混亂”，甚至把它與預防性病艾滋病聯繫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只有“多伴侶性行為”才有可能傳播。因此筆者把所有調查到的“非主流性行為”（如一夜情、“以利換性”等共14種），把已婚者與未婚者加以對比，看看究竟誰的發生率更高。
　　調查結果顯示，無論男女，只有“上年有跳舞消費”和“上年看黃”是未婚者更多而已婚者更少，而且構成了顯著的差異。但這一點也不稀奇，它們僅僅是未婚者的性替代而已，並非直接的性行為。此外，“上年有交換性伴侶”和“上年有群交”這兩個指標也出現了差異，但是對於筆者納入分析的7794位男女這樣的樣本群體來說，這兩個因素的顯著度仍然不足。
　　這就是說，在筆者納入分析的14種“非主流性行為”中，有12種是未婚者與已婚者沒有出現顯著的差異，而差異顯著的那兩種行為，，恰恰並不是直接的性行為。因此筆者可以說：2000年到2010年的中國男女的婚前性行為，一點也不比已婚者更“混亂”。
　　所謂的“婚前”之性，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在筆者看來，一切人類活動都有兩種存在方式，一個是“生活實體”（人們自己的生活實踐），另外一個是“制度設置”（社會對人們的要求）。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時開始了性生活，這就是生活實體；而“結婚”與“法定婚齡”則是製度設置。這兩者不一定勢不兩立，但迥然不同。
　　在三次調查的問卷中都把同居一個月以上的雙方與“合法夫妻”等同起來，就是因為筆者堅信，性的生活實體不但先於製度化婚姻而存在，而且高於製度化婚姻而顯得更為寶貴。或者說，本章所提供的一切數據分析，都證明了所謂“婚前性行為”其實是性在生活中的實體存在。如果套用歷史學語言就是：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選擇。

高齡社會來臨，住宅也可轉換成為「養老金」，有銀行推出「留房養老」，民眾只要藉由信託服務以及「包租代管」業者分工，不用出售房子，也能把租金當作「安養資金」來運用，自我照顧老後生活。
台灣房屋自有率高，有些民眾手上可能不只一間房，為了協助高齡長者解決管理及財富傳承的煩惱，有銀行與包租代管業者異業結盟，推出「留房養老安養信託」。
有別於過去以房養老方案是屋主把房子抵押給銀行，再由銀行按月提供生活費，留房養老是把房產交付信託，透過信託服務及包租代管業者分工，把租金當作安養資金的來源，屋主也不用出售房子，也可提前避免資金與房屋產權不必要的紛爭。
民眾黃先生表示：「房客半夜馬桶不通了，要打電話給我，那以我來講，根本不可能(處理)，他每個月都會給我一筆費用，我就可以用這個當作收入。」

立法院臨時會，今天處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下午已經表決二讀，通過名稱為「國民法官法」草案，不過，民間司改團體持續呼籲民進黨不要強行表決民調支持率最低的參審制。
而司法院長許宗力，則是親上火線召開記者，指出有超過7成的民眾、是認同與法官「合審合判」，雙方就「國民法官」制度民調議題隔空交鋒。
司法院長許宗力親自主持「國民法官法」最新民調記者會，指出司法院委託的民調結果顯示，有超過7成的民眾認同，國民與法官一起討論、一起做出判決的「合審合判」模式，是現階段最適合我國的法律體制，並再次重申，典型的英美陪審制，存在「判決不附理由」、「原則不能上訴」、「僵局陪審團」等根本性問題，且不被民眾青睞，因此當前並不適合採取「陪審制」，更不用說「陪審、參審」兩制試行。

高雄市治安亮紅燈，引起中央不滿。而新上任不久的警察局局長劉柏良，面對議員質詢要如何改善治安，與加強員警訓練，劉柏良則表示，警政署正規劃讓員警配置「電擊器」，在人多或是狹小巷道面對歹徒執法時，能更靈活使用警械。
高雄市因為治安問題被撤換警察局長，議員質詢時就建議新上任的局長劉柏良，應該讓員警配置電擊棒值勤。不過警政署早有規劃配置電擊器，而鐵路及捷運警察等特定單位也已經有相關配備。
高雄市警察局捷運警察隊分隊長李文詮表示，「車廂內還有捷運站內人潮眾多，有配發電擊器之後，比較能大膽使用，效果比較大、破壞性小。」

受到疫情的影響，全球的醫療資源都被嚴重限縮，這也讓許多孕婦都很擔心，做產前檢查的時候，可能會感染武漢肺炎，甚至傳染給嬰兒。
根據英國新聞快報等歐美媒體報導，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助產士無法定期與產婦們見面諮詢，而醫護人員，也因為應付龐大的新冠病毒防疫與治療相關工作，早就面臨人力極度緊繃的窘境。澳洲助產士協會就指出，孕婦與產婦面對這樣的情境，在分娩過程中恐怕會受到相當的心理創傷。
新聞快報指出，孕婦本來就會比其他人更容易焦慮、情緒低落，常常需要有專業醫師，或是自己的親人可以做諮詢對象。不過基於防疫需求，各國政府先後推出社交距離的規範，讓準媽媽們有些不知所措。
孕婦 茱莉亞莫克 (懷孕14週)：「我擔心這疫情對我懷孕有何影響，也擔心會衝擊到未來的分娩過程，還有要出生的寶寶。」
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顯示，孕婦為了不要和胎兒產生互斥，身體的免疫功能會降低。此時一旦暴露在各種細菌與病毒猖獗的環境中，孕婦將比一般女性更容易感染。如果是這波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意味著孕婦會更容易產生肺炎的狀況
。
英國生理學學會衛教影片：「肺炎影響到肺的功能，由於胎兒仰賴母體提供氧氣，一旦孕婦肺功能受損，將影響胎兒吸收氧氣的份量。」
這也是醫師和衛生主管機關特別叮嚀孕婦要遵守社交距離的理由。幸好在這個網路時代，孕婦要跟主治的婦產科醫師，溝通管道相當多元。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教授溫麟衍：「孕婦很需要去跟婦產科醫師討論，看看有哪些會面是孕婦必須親自到的，又有哪些可以透過遠端看診解決。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有許多不同的方案可以代替親自會面。」
準媽媽們擔憂的另一大問題，就是一旦自己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會不會透過分娩等過成垂直傳染給孩子。
美國加州大學婦產科助理教授凡妮莎亞科比：「這(新冠病毒)是一種全新的病毒，醫學文獻中完全找不到有關這種病毒對孕婦與新生兒影響的記載。唯一能找到準確答案，回答婦女們關鍵問題的方式就是研究。這是我們認為需要持續鑽研的原因。」
美聯社引述美國醫學會期刊的研究指出，臨床資料顯示有33位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的孕婦，生下的小孩有3人篩檢後呈現陽性，比例並不特別高，同時這3名嬰兒是後也都痊癒出院。

現在不少公司朝著遠端辦公方向發展，但在家上班對很多企業來說都是新嘗試，如何上路都在摸索。台北市一家公關顧問公司，三月中旬就啟動異地工作計畫，透過遠端通訊、自建的管理系統，讓半數的員工可以在家辦公。
在電腦視訊會議上向主管解說近期負責的專案企畫內容，並告知接下來執行進度及時間排程。這家位在台北市的公關顧問公司在三月中旬正式啟動異地工作計畫，讓半數的員工可以在家辦公，像這位專案副理首先面對到的就是要把原本面對面會議上的討論，全部改由線上進行，但也因為如此反而更能掌控工作的時間。
公關顧問公司專案管理副理孫育芝說：「因為要全部都集中在線上的關係，所以大家其實會更有效率的去完成每個會議也好，討論也好，避免說接下來會影響到其他不同的人的時間，而不會讓每個會議不斷被延誤。」
這家公關顧問公司主管，1月下旬就已經意識到疫情嚴重，因此過完年後就開會討論相關防疫辦公議題，透過遠端通訊、雲端存放、企業自建的管理系統，做到異地辦公仍可照常運作。而原本規劃中、執行中的品牌專案，各顧問團隊盡力協助客戶擬定配套措施，將影響降到最低。
公關顧問公司執行長鄧耀中解釋，「真正讓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當然也是因為我們過去在經歷過了不管是SARS也好，金融海嘯也好。我們很清楚在那個惶恐、驚慌失措，又代表疾病的過程裡面，我們很多東西必須提前思考。在都怕狀況之下，很容易找到一個共識。面對面的開會，我們現在用視訊會議也可以開，用電話也可以開。訊息能不能如實轉達，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的顧問反而更專注的在告訴他們正確而且即時的觀點。」
業者認為儘管現階段營運仍受到衝擊，但跟顧客間反而有更親密的聯繫，更進一步協助客戶提前因應。從長遠來看對公司的經營反而有很大的助益。